《记忆的性别》:母亲的矛盾

时间:2018-03-07 23:00:45 作者:人民出版社 阅读: 3024 点赞: 89 分享: 70

来源 / 《记忆的性别》

无论50年代中国的母子之间的感情联系多么复杂,毫无疑问的是,许多妇女都觉得自己孩子太多。一个抚育了六个孩子的母亲评论道:“那个时候没计划生育么,也不嫌多,把人那个身体都累得不行了。”

70年代初,B村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在将一袋沉重的粮食从阁楼的仓库拖下后,流产了。她说自己的主要反应是松了一口气——

“我对门那老婆说:人家小产都难受的,你还高兴哩!我说我高兴太太,我才轻松了。这下再不累了,我说计划生育好的很,原来要是有计划生育,我才轻松哩,以后有计划生育,我把我这碎女子下还一个还刮了,从那再没怀过。那戴环人家都取了,我到现在都没取。”

还有些妇女甚至在计划生育还未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之前就终止了妊娠。

1963 年,有三个5到12岁孩子的积极分子庄小霞又怀孕了,并疲惫不堪地去渭南县城开了一次会。开会时跟她同住一个房间的一位邻县妇女向她介绍了计划生育,并提出为她安排刮宫(当时的流产方法)和在附近的医院帮她上环。

小霞接受了这个提议,没有告诉家中任何人。一直到14年后,计划生育真正开始在村里展开时,她才说出了这个秘密——

“地区医院到村上来,让我带头放环哩。我偷偷给人家说我都放了,人家就让我宣传这好处,我就把妇女叫到一块开会给讲哩。我妈才知道,笑的说我:你胆大,你是贼娃胆。我说我没有娃了,不累你也不累我,也不给土地要粮。”

到了 60 年代末,农村妇女都知道刮宫。尽管很多人都对“大跃进”之后数十年的集体农业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但不止一位妇女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年份:1971年。

这一年,一些村有了输卵管结扎术。很多妇女都积极地去做扎管。

国家后来严格限制一户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不久后调整为,在农村,如果头胎是女孩,可再生一个孩子)的措施,让刘冬梅对国家忽略计划生育的抱怨成为了历史。

但这也提醒我们,妇女所渴求的东西和国家的政策都随着时间而发生了改变

1979年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地区不断扩大,在五六十年代生育了很多孩子的妇女们成了这项工作最坚定的支持者,她们中的许多都在当地担任计生干部。

她们的个人经历让她们对孩子太多而无法得到适当照应的情况深有体会。

年长一些的妇女清楚地知道,党将她们从封建的受压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她们也清楚地知道,无休止的家务活计和育儿工作,以及挣工分以勉力维持生计的需要成了她们生活的主导。

80年代初,妇女们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小家庭的重要性,地方政府也通过不断劝说、有时是强制计划生育的做法支持这些表述。但这些对年轻的妇女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她们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孩子再次同繁荣昌盛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养老保障。

许多关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计划生育的故事表明,尽管所有人都不喜欢这项新政策,但男人比妇女更强烈地反对这项国家新运动

“我当个干部眼泪水淌得多的很!有的人撵到我门上把我噘过,跳跳弹弹地把我骂过呀。如生了五个娃了,还不去上环,他说:‘你咋不去上?就把我女人弄到去!’

大多数都是女的同意计划,屋里男的不愿意,女的就悄悄来给你说‘给我刮了算了’,推个故说上个gai(街)。

女的娃儿多,家务、针线活负担多重呀!所以女的同意,这个男的把我骂了一顿。

这在我十几年里面,出现过有的男的把人骂一些,没有女的骂过,思想都能通。”

这些代与代之间、男人与妇女之间的差异提醒我们,同其他国家运动一样,我们只有将运动所牵涉的不同的人所持的各异的认识理解考虑在内,才能理解1979年开始的计划生育运动的成败和所付出的人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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